“人生就是大闹一场，
然后，悄然离去。”
“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金庸
金庸在内地的风评，有些类似莫言的际遇。
“场面”上都是文化代表人物，同时也有批判的声音。
是的，批判，不是批评。
只是金庸去世得早，莫言还活着。
关于金庸在华人世界的文化地位无需多言，坊间都说他的小说养活了几代影视人。内地、香港、台湾乃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金庸的武侠小说影响了三四代华人。
《明报》创刊号
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怀念金庸主政时期的《明报》，理由有三：
一、香港回归前，左右的言论都有自己的偏见，人们需要通过客观的立场了解中国。
二、香港报业一众大佬如《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工作过。不少著名作家，如张小娴、亦舒、倪匡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
三、金庸使《明报》成为一股不容轻视的舆论力量，这股力量影响了时政。
金庸本人也经历了“家国天下”的时代变迁，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论、文章，都反映出他对“中国”的理解渐变。这一点在当年报刊媒体盛行时影响到一批读者，通过传播使其间接成为时政意见领袖。
但最终读者是庆幸的，因为金庸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上，否则大家可能看不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构建的武侠世界，曾支撑了华语影视圈（港台及新加坡）的半壁江山，其对家国民族、武林江湖的见解也影响到了过去的一个时代。
“香江四大才子”这个称呼刚刚流传起来时，倪匡、蔡澜都表示过“不敢与金先生相提并论”，黄霑还好，客气了两句。黄霑能撑得住台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同样影响到了当时，乃至后世的许多人，尤其是他本人活跃得很，办节目、当主持人、演电影，哪儿都有他。
但论“才子”之首，还是金庸。
只因今人，尤其是年轻人听说金庸，多以影视剧先入为主，以为金庸“不过”是个武侠小说家，其实金庸作为一派意见领袖，香港回归也有其影响与贡献。
一事能狂便少年
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仅24岁的查良镛从上海调往香港。随后不久，《大公报》迁往香港，此时他以“金庸”为笔名连载《书剑恩仇录》。
1950年，金庸辞职至北京希望从事外交官工作，因为当时的种种限制，遂绝了金庸的外交官之梦。当时他自己也没想到，很多年后他还是成了一位“外交官”。
同一年，金庸家中遭遇变故——
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批斗，结果不言。
后世在这段历史上阐述多是略过，包括晚年的金庸。但1940年代末至整个1950年代，许多内地人士因一些原因不得不定居香港，直接促使当年香港文化行业迅速发展。
《大公报》
前段时间故去的郑佩佩女士也是在家族经历冲击后，不得不从上海前往香港发展。此时的金庸也迫于形势压力，转而重投《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及编辑。
注意这个职位，还有其背后的历史背景：
民国时代并不能只是浪漫粉饰，在人均教育素质堪忧的年代，金庸能够有心选择“外交官”并在无望后重返香港找老东家当国际电讯翻译，还能编辑资讯，在当时已属高级知识分子。
几十年后垂暮老人金庸做客母校，更有人题“欢迎大师兄”的字“助”金老之行，倚的全是“金庸”这个活招牌。
而把时光往回拨到1960年代，金庸几近成了过街老鼠，谈不上“欢迎”，更不是谁的“大师兄”：
1967年，内地运动波及香港，工潮抗议冲击全城。金庸发表社评《同情工人，反对骚乱》，5月16日到5月20日，运动达到高峰。金庸自5月10日开始连续发表文章，呼吁运动不能掺杂政治因素，也希望社会各界保持冷静。他在《住下来，不想走了！》一文中说“香港尽管有它一千个不好，一万种不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金庸的观点代表的不只是香港普通的日子人，还有和他一样在时代变迁中来到香港刚刚站稳脚的“逃难者”：
天下之大，可去何处？
民生多艰，百姓何辜？
因此，金庸成为众矢之的——
对于这个凭连载小说“略有薄名”的文化人，“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等骂名接踵而至。香港某国货公司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展示了某些人眼中的“十大汉奸”的肖像、职业与生平，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引来诸多市民围观，一时全城轰动。
好在彼时没有互联网，否则查先生“大名”必然早早地“享誉”内地。
那时金庸在干嘛呢？
他在硬刚。
江湖代有才人出
影视剧中对于“工人运动”的场景表现大多是：
“主人公浓眉大眼，高举旗帜义正词严，忽地一声枪响，英雄倒在血泊中……”
然而1967年发生在香港的工潮却是另一番景象：
游行者肆意打人、放炸弹、烧巴士电车，炸邮局、烧楼，袭击警察，向行人汽车投掷石块……直到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因在节目中批评暴行，被暴徒淋上汽油活活烧死，此事震惊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
这种情况下《明报》依然接连发表《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沉痛悼念的同时更愤怒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更郑重表示为了维护香港和平，与同业一起坚决斗争，绝不妥协。
金庸也因此上了暗杀黑名单，家中还收到邮报炸弹，他只得带家人去新加坡暂避。期间《明报》编辑部几度遭遇围攻，几百名暴徒聚在《明报》外意图纵火，幸得警方及时赶到制止，《明报》才得以逃过一劫。
每每读过这段历史，我总觉得如果不是为了家人，以金庸的脾气他很可能选择留在香港正面刚。好在工潮最终在中英两国的协调下终于平息，暴徒们该审的审，该抓的抓，该判的判。金庸安全返港，继续主持《明报》事务。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但此事让金庸心情难以平复，后人多在其文章中看出他对运动的恶感：
假以“爱国”之名搞乱社会，打砸抢烧。
香港电影人如徐克、王晶等多在后来的影视作品中十分直白地体现了金庸著作中的名场面，如《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和《鹿鼎记》（周星驰版），左一句“江山如此多娇”，右一句“反清只是名头，说到底是拿回属于我们的钱和女人”……
但金庸的家国意识和对内地的观感，还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在造原子弹的问题上，金庸曾撰文《要裤子不要核子》，他说：
“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不胜愤慨。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我们只希望，这只是他一时愤激之言……”
文中所言的“首长”——陈毅知悉后表示:
“查先生‘不要核子’这句话有片面性。我们欢迎任何人来批评我们、指正我们，我们不怕批评，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接受！”
这种胸襟和平等对话的态度，正在改变金庸的偏见。
是以在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前，《明报》依然基本保持就事论事的立场，未有“左转向右”的趋势。在此期间，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功传播海内外，直到1997年之前，“武侠小说作家”是外界对金庸的认知，远大于《明报》话事人。
但《明报》创业伊始便受这位“大侠”的影响，风格硬朗，文笔犀利。总结内地与香港的时事，多以“别人不敢说的我说，别人不敢骂的我骂”为主，不偏不倚，只讲事实。
正因为如此，上文所述那一票报业大佬和作家才得以立足《明报》脱颖而出：
有一个算一个，后来创业的、办报纸的、写小说的，都多少跟着金庸学到了“敢啃硬骨头”的作风。
说金庸是“香江四大才子”，确实有些委屈他了。
沧海一声笑平生
1970年代，金庸已是公认的卓越文化人物。他和他的《明报》获得多方认可。
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睁眼看世界”成为中国立足当下的头等大事。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全国各行各业拨乱反正，齐心协力迈进新的时代。这一切金庸也都看在眼里，他的“家国”理念，随着同国家高层的不断接触发生变化。
如果说1978年之前的金庸，对内地多少有些不舍和抵触的话。1978年之后的金庸，开始用他的名声和地位为国家做事情——
他在《明报》上赞美内地的变化，也在期待祖国的统一。
金庸认为一切会好起来的，这个国家在经历许多波折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之路。
对此，邓公指示“做好《明报》的团结工作。”
1981年，海宁县法院撤销了1951年的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宣告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
为国家计、为天下计，金庸表示“事情都过去了……”
摆在他面前的，是港英政府与中国关于“九七回归”和民心向背的大事。
金庸北上三次面见邓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回归”奔走。
返港后，金庸撰写长文《北国初春有所思》，向香港市民描述内地改开形式，肯定了改开政策。即便此时的他，同样已被英女皇陛下授予荣耀，他还是呼吁港人团结，相信国家。
这个“国”，不是英国。
我并不知道金庸心中对“家恨”如何定义，但他在国家大义面前选择放下，也许因为他说过：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李敖曾评价金庸“伪善”，我觉得论迹不论心。
在促进国家统一这件事上，金庸无愧中国人的身份。
香港回归前，他大可以移居英国，利用自己的声望在海外重开天地，但金庸的选择是留在香港，与港人一同见证新时代的到来。
和一些“要走走不了，留下来说爱国”的人相比，金庸是一位君子——
“为什么一定要反清？”韦小宝面对龙壁伫立片刻，转身说：
“现在康熙在位，人人有书念，人人有钱赚。难道不好吗？管他谁当皇帝，只要是个好皇帝就行。”
电影《鹿鼎记》将终，韦小宝做出了决定。
这段台词未必是原著所写，但一定是金庸所感。
岁月长河中，这位老人见证了很多历史事件，还见过许多大世面，甚至一度面对死亡威胁。“国家”之于他，不如转换为“人民”二字更适合。
就像他那年在风起云涌时，冒天下之大不韪所写所思：
天下之大，可去何处？
民生多艰，百姓何辜？
此生只护襄阳城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享年94岁。
查良镛先生1924年出生，浙江海宁人，1948年移居香港。时人称其为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金庸逝世时，全网悼念，有网民自发剪辑金庸武侠影视剧短片，片中人物都有一句“再见了！”的台词，以此致敬这位华人世界里的不朽传奇。
他走之后，著作继续被不断改编成影视剧，港台拍，内地也拍。
“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神雕侠侣》中，以命守城的郭靖对杨过说。
这是中国人的侠义梦想，也是金庸武侠世界的精髓思想。
杨过问道：“郭伯伯，你说襄阳守得住吗？”
郭靖沉吟良久，手指西方郁郁苍苍的丘陵树木，说道：
“襄阳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是诸葛亮。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便是他当年耕田隐居的地方。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我们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说只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於最后成功失败，他也看不透了。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
这是金庸对世事的无奈叹息，也是金庸之后的时代变迁与武侠精神的延续。
我相信任何时代都有一群人在坚守这个理念，不以骂名为怯懦后退的理由，如那年的金庸一样，也许世上没有神功护体，没有飞檐走壁。但“侠义”未必就不可以是仗笔直言，痛斥疯狂与谄媚。
或许金庸心中也有一座“襄阳城”，他走之后，还有与他一样的人在接力守护，守护的不是城，而是百姓。
而金庸本人，则只是回首笑说：
“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